公元1812年，法国皇帝拿破仑发数十万精锐之师，征讨俄罗斯，发誓“永久结束北方巨人”。但令皇帝沮丧的是，历史并没有因为梦想而改变。后来能够重新踏上法国土地的法国士兵不足六千人，步兵步履蹒跚，骑兵摇摇欲坠，能派上用场的还不到一千人。一般认为，让拿破仑大丢颜面的，是俄国寒冷的冬天以及撤退不当，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对这一历史的解释呢？

    拿破仑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前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了皇帝以后却是屡战屡败，尽管也曾屡败屡战，但结果却显然不如曾国藩，以致一次再次丢掉皇位，终老荒岛。前后差别如此之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诸如欧洲势力，属下不力等因素，传统史学已经讲述得很多了，但偏偏有人别出心裁，认为是法国皇帝的龙体造成了自己的失败，具体说来，就是他的痔疮导致了他的滑铁卢，进而改变了法国以致世界的历史。痔疮改变世界史，这一观点乍看荒诞莫名，就好比我们自己说康熙脚上打了一个鸡眼，影响了以后的鸦片战争以致中国近代史一样，但是谁敢说，康熙没有生那个意义深远的鸡眼呢？

    卡特赖特与比迪斯合著的《疾病改变历史》就是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史，着重阐述疾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时段，尤其是在其重要性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时候。”

    从江湖派别来说，本书属于新社会史研究。新社会史往往从传统史学不屑一顾的细节入手，来看待社会历史发展。拿破仑曾经对他的秘书说：“因为我，你也可以扬名青史了。”他的秘书立刻回道：“请问亚历山大的秘书是谁？”他们的秘书是谁关我屁事，但是新社会史的研究者却对此感兴趣，不消说秘书们了，举凡俗谚俚语，引车卖浆者流以至斗鸡走狗种种细微末节，皆入学人视野。
《疾病改变历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西谚有云，一粒沙中见上帝之恩典，即国语所谓“见微知著”、“窥斑见豹”，是说从小地方可以看到大意义。进而，西学有“蝴蝶效应”之说，曰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引起大西洋的风暴，而复杂性不逊于自然界的社会同样如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以引起江湖大风暴。本书立论依据即是由此而来，讲述的就是疾病在历史上对社会发展做出的种种“贡献”。

    对于现代人来说，疾病是一种与自己切身相关，但却由不得自己作主的“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生病的时候去医院，也习惯于在无聊的时候，阅读杂志报刊上种种医疗保健的文章、专栏甚至是广告并且按照上面的建议去做，如果担心效果，那就先建议别人去做。但总得说来，生病是个人的事情，它对我们个人的影响，至多是如杜甫所说的“官应老病休”，即使我们将历史牵扯进来，也不过是在白乐天因眼疾不得不“闭眼学头陀”之后，少读几篇诗书散文而已，怎么可能与历史产生关系，具体的说，疾病怎么能够改变历史呢？

    毫无疑问，疾病是自古就有的，否则神农氏也就不会因为尝百草而死了。本书就是从疾病对原始社会人口控制谈起，那个时候人少，死个把人，社会控制就完成了，病死几十人，一个社会基本也就没有了。历史上比较大的流行疾病，诸如黑死病，天花，伤寒，霍乱等等，对于雅典，罗马以及日后欧洲在政治与宗教上的种种影响，都在本书中找得到。疾病既可通过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影响来改变历史，也可以通过对大众的重创来击溃社会。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俄国沙皇伊凡四世，这位性病兼精神病患者在癫狂中开创了现代沙皇体制，并成为这一暴虐体制的典型实践者；后者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比如黑死病对于英法战争的影响，大量死亡的人口曾使得英国人惶惶不可终日，只好放弃战争的大好局面，跟法国讲和。而在现代社会，大众迷狂的危险可能不亚于大规模的瘟疫，比如狂热的第三帝国国民。

    伴随着现代医疗技术不断发达，致命疾病的种类业越来越多，这似乎是对现代医疗的一个讽刺。但是疾病与医疗对于社会的影响绝非仅仅限于个人的身体。

    在福柯那里，现代医疗体制建立的同时也是国家对于个人的控制开始加强的过程，比如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愚人船”，就是将麻风病人与疯癫之人置于与公众隔绝的状态之中，它在后来的演变结果就是现代的监狱与医院。而在本书中，作者也提到了现代社会与身体疾病有关的种种制度，诸如医疗、公共卫生，社会福利政策甚至城市建筑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沿革，都与疾病及对疾病的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视为平常的医疗技术与城市治理技术，也并不都是从来就有的，比如说对感冒的治疗，清洁的引用水系统以及城市排污系统。疾病为我们看待这个社会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书中所描述的变化其实一直都在发生之中，这就是卡特赖特在本书中所关注的疾病在历史中的意义，疾病改变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