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看到，医疗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行为。有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不顾病人的健康和安危。”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由于医疗腐败之风越刮越烈，造成很多人十分害怕进医院求医治病。”

　　据统计，农村病人中有55％以上不敢求医就诊。城市也有很多低收入阶层和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者，有了病是能不进医院就不进医院。

　　“医疗腐败行为不仅败坏了‘白衣天使'的名声，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任玉岭委员说。他概括了医疗腐败的四种表现：

　　表现之一：医生开单提成

　　现在医院盛行医生根据开具的处方进行提成，也叫“吃回扣”。某些医生在利益引诱下，不顾病人实际病情，无限制地开出大处方。我国医药的销售，医院占85％，医药生产厂家在不择手段地抢滩医院这一巨大市场时，给医生的回扣十分惊人。据业内人士透露，抗菌素的回扣约为药价的15％，肿瘤药物的回扣是30％。

　　“一位院士告诉我，有次他到医院看感冒，医生竟开药720元。”任玉岭委员在介绍了他人的情况后说，“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一次在成都陪妻子去某三等甲级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看感冒，医生开的药竟高达830元。后来她没去取药，凭经验吃了20多元的感冒药就完全康复了。”

　　表现之二：对病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做全面检查

　　哈尔滨一个6岁女孩随父母到杭州旅游，因要做一个阑尾小手术，竟然做了104项化验和检查，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连艾滋病的化验都做了。

　　在西安，一个病人要拍X光片，医院把原有的X光机定为不清晰拍片，把内部集资新购的X光机定为清晰拍片，前者定价25元，后者定价100元。一位病人出于经济困难拍了不清晰片，到医生那儿说看不见，要求去拍清晰片，但病人因出不起钱再次拍了不清晰片。同样的片子，医生仅仅扫了一眼，便说没什么问题，吃点消炎药就行了。

　　任玉岭委员在讲述了这两个例子之后说：“患者经常会遇到同时照黑白B超和彩色B超、照了核磁片还要照CT片的情况，说明很多检查都不是必须的。医院的检查已经成了黑洞，而且是愈陷愈深。”

　　表现之三：药品售价高得离谱

　　任玉岭委员一口气举了三个例子：西安某医院一针凯塞欣抗菌素售88元，就在这家医院大门外的药店里，同样型号、同一厂家的同一产品仅7元，医院售价高出药店12倍。

　　福建一医院神威参麦注射液售价112.7元，外边药房明码标价仅为18.6元，相差6倍。

　　有人以同一种病在某城市进49家医院求医，医院所开药价从20元至250元不等。

　　“如此大的差别，都说明很多医院的药价是失控的，随意性太大。”他说。

　　表现之四：接受“红包”

　　最普遍的是做手术时，不送上一个红包病人是难以过关的。尤其是从地方到大都市求诊的病人，不送红包就难以找到医院，难以找到病床。

　　很多医生还借“请外医”的名义收费和要红包，形成了很多医生到处走穴的现象。“你请我，我请你，请来请去，互为收取红包开方便之门。”

　　任玉岭委员说，还有些医院分解医疗程序，增加收费环节。另外，因专家门诊可以多收挂号费，很多医院把大多数医生都转成了专家门诊，有的医院连普通门诊挂号都没有。

政协委员为医疗腐败开“药方”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认为，医疗腐败已成我国医疗领域的一大“顽症”。他给这个“病”开出了如下处方：

　　用药一：大力改革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切断卫生行政机构同医院的利益联结，尽快改变卫生局长、卫生厅长实际上是下属医院“总院长”的状况。任命卫生管理部门领导时，需要采取回避制度，对有妻子、丈夫或子女在属地医院任部门以上领导职务者，不得出任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职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对医院创收进行提成或收受医院的赞助和奖金。

　　用药二：坚决实行医药分家。可以考虑把药转到商业部门进行管理和经营，取消卫生部门和医院经营医药的权力。要研究出台医药管理法规，并在反腐败条例中增加有关约束条款，以防止医药分家后“貌离神合”。

　　用药三：制止医药采购的各种暗箱操作。对医药采购实行公开招标和网上招标，提高医药采购的透明度。杜绝药厂直接向医院推销产品，打击医药销售中收受回扣行为。物价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药价虚高的整顿，强化医药定价特别是进口药价的听证，同时加强医药销售中的监督。

　　用药四：出台医院服务法规，减少医生走穴，杜绝收受红包行为。在医院设立电子屏幕，公开医院住院人数和床位总数，把闲置病床公布于众。

　　用药五：合理分配卫生经费和卫生资源。要改变我国卫生资源分配公平度世界排名靠后、全国享受医疗保障的人仅有15％的现状。

　　用药六：加强医风医德教育。这是抵挡医疗腐败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