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朱明副教授谈《唐苏克拉玛》

本报记者 周颖

    中医药学早期向西方传播的史实，近年在中德双方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唐苏克拉玛》残本的鉴定研究，中医药学向西方早期传播的历史证据更加明晰：成书于公元14世纪初的《唐苏克拉玛》，比普遍认为于公元17世纪传入欧洲的针灸提前约300年，即把中医药学向西方传播的时间推进到我国元代。日前，记者就该书的历史渊源、文献价值以及回归和合作过程等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朱明。

　　发现最早的中医波斯文译本
　　历史上，中医药学真正系统地向西传播到中东国家和地区，其标志为一本用波斯文写成的系统介绍中医药学成就的书籍《唐苏克拉玛》。据考证，该书的波斯语义为“宝书”，中国医学史上称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这本书是由波斯国（今之伊朗）蒙古可汗时期的宰相拉什德于公元1247年到1318年主持并组织学者编译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是拉什德为该书题写的副标题。该书成书于公元13～14世纪，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医药学波斯文译本。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军队在南向中原进军的同时，也开始向西挺进。1256年，蒙古军队占领了伊朗，一年后又攻克了伊拉克，推翻了当地穆斯林的统治，建立了“伊儿汗王朝”。成吉思汗的子孙七人先后担任波斯国王，拉什德历任三朝宰相。  
　　拉什德是穆斯林著名学者，波斯国杰出的科学家和诗人。在他为《唐苏克拉玛》撰写的序言中，概括地介绍了中国的天文历法、象形文字和医学解剖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叙述了《唐苏克拉玛》一书的编篡和翻译过程。
　　拉什德的医学思想基本脉承了古希腊—伊斯兰医学的知识体系。在序言中，他有感于其中某些内容，如他利用中医“气”的概念，并以穆斯林医学典型的烧灼疗法为例，阐发自己对侧支循环修复的创见。这些创见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拉什德曾派遣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远行中国，跟随中国学者学习，并带回了一些中医药学的相关书籍。从这位学生那里，拉什德获得了许多中国科学文化知识，如中文的读写、象形文字的结构以及中国的星相学等。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医药学文献被系统地收集起来，并被译成波斯文。据考证，像这样有组织、有规模地系统翻译中医药学典籍的活动，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1938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学者苏海尔·恩弗尔在土耳其苏菲国立图书馆发现了《唐苏克拉玛》的残本。全书519页，现仅存110页，保留的部分仅占原书的四分之一。该书从被发现至今已60余载，其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残本文字的主要内容尚未有人进行过深入研究。

　　中德学者联合攻关
　　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亚非研究所德籍教授弗利克斯克莱·弗兰克博士是研究阿拉伯医学史的世界著名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海外终身会员。1989年，弗兰克教授应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所之邀来华讲学。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他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与此同时，他积极开辟中医药领域的国际研究合作，多次邀请中医学者作客德国科隆大学，并率领和组织德国医生代表团来华交流。
　　自1990年起，弗兰克教授开始与土耳其政府进行接洽，商谈关于影印《唐苏克拉玛》的残本事宜。通过6年之久的艰苦谈判，于1996年才获得土耳其政府的许可，终于影印到《唐苏克拉玛》的残本和插图，并复制成微缩胶片。
　　1995年，弗兰克教授作客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讲学，便提出与中方合作的愿望和设想。鉴于中医西传中亚影响欧洲的史实缺乏，中方积极配合，立即成立了中德联合科研攻关小组。当时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处长鲁兆麟教授主持，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所蔡景峰研究员参与指导。
　　1996年～1997年在瑞士某基金会的赞助下，北京中医药大学派朱明赴德国科隆大学医学系医史人文研究所参加该残本的鉴定工作。
　　1999年～2002年，研究组以“中西传统医学的比较研究与中医西传的历史实证”为课题，获得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直属学校聘请外国专家项目资助。
　　2001年，在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唐苏克拉玛》残本的影印本和微缩胶片终于首次回到了祖国，被保存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合作之初，双方学者选定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史实为切入点，对《唐苏克拉玛》的研究，便是中阿医学交流史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德学者一致认为，本课题采用等势比较的研究方法，即在异种文化内容对比时，重视内容实质的相似性而不拘于文字表述的不同。研究中还运用了版本选校、翻译学、考古学、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等文献研究的基本手段。同时参用了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方法，如学派争鸣、学术脉承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特点等内容，特别基于对中医经典如《脉经》、《难经》以及脉学、内科、儿科等基础与临床知识的深入了解，保障了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填补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空白
　　我国以往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研究，多局限于国内现存史料，如唐代的《海药本草》、宋元时期的《宋会要》、元代的《回回药方》等，而中医药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或西域古路，影响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大陆的研究，很少有学者问津。这主要由于历史久远、文化不同、语言文字差异所带来的隔阂。正是因为中医药学早期向西方传播的证据不足，各国学者众说纷纭，造成学术空区。
　　经中德学者研究发现，《唐苏克拉玛》原书共有四部分，另有拉什德为之撰写的序言和附图。根据拉什德的序言，原书翻译和编辑了中国医学关于解剖、胚胎、妇科、脉学以及药物学的内容。现今只有原书的第一部分有关中医脉学和解剖学的内容，连同拉什德的序言和附图被保留下来，构成《唐苏克拉玛》之残本。原书佚失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经络分布与穴位、血液循行及烧灼疗法的内容；第三部分是介绍中药的品种、属性、功效、主治、配伍及炮制的专论；第四部分则是关于疾病方面的论述。另外，拉什德的序言还收集和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历算、语言文字、度量衡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原书有关中医脉学的第一部分共分为12篇。这12篇中，既有阿拉伯拼音，又有波斯文的翻译和注解。研究发现，阿拉伯拼音的部分是中文原字的译音，以七言诗的体例写成，其内容是关于中医脉象的理论。这种七言诗的体例显然与王叔和所著的《脉经》不同。而波斯文的部分是对中文拼音的解释和评注，其中有许多引自《素问》、《难经》以及“黄帝”的阐述，内容非常丰富，中医医理详明。文中出现了关于“阴阳”、“五行”、“三焦”、“命门”等概念的解释。
　　通过大量语言翻译、训诂考据和版本鉴定工作，中德学者得出结论：该书残本文字的主要内容为我国宋元时期流行的《脉诀》的注译本，而非我国晋代王叔和的《脉经》。《脉诀》在学术上的突出特点在于把中医脉象划分为“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而《唐苏克拉玛》的残本也是以此为特点。这种脉象的分类方法在我国宋元时期颇为盛行。
　　原文第214页涉及到中国历法方面的知识，同时介绍了中医的五脏六腑，还有与五脏六腑相关连的左、右手取脉部位：即左手按序主心与小肠、肝胆、肾与膀胱；右手按序主肺与大肠、脾胃、命门与三焦。
　　在用波斯文解释和论述多种脉象时，该书引用了医家“Li Men-shu”的评述：第327页说：涩脉主血虚和孕妇流产先兆；第329页说：疾脉主阴盛阳弱；还有在296页引用了他对“浮脉”的论述。专家推断，这位医家很可能是我国宋代的医家黎民寿。
　　书后附图包括：有标明脉学的寸关尺的位置、八卦昼夜体温图、脏腑图。关于其中的脏腑图，英国剑桥李约瑟博士认为，其与宋代杨介的《存真环中图》很类似。杨介的《存真环中图》是他根据泗洲处死者的尸体解剖整理而成，反映出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成就。元代孙焕于公元1273年重刊《玄门脉诀内照图》，其中主要转载了《存真环中图》的内容。李约瑟认为，孙焕的《玄门脉诀内照图》很可能是《唐苏克拉玛》脏腑图的主要来源。李氏还说明中国古代解剖学与同时期阿拉伯医学以及欧洲解剖知识之间的脉络联系。
　　西方医学界和阿拉伯学者很重视对拉什德的研究，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哲学、历史、科学以及对文学方面的贡献上，而拉什德作为中医药学的传播者却鲜为人知。《唐苏克拉玛》的编篡，是拉什德对中阿医学史交流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权威的《剑桥伊斯兰史》中却未提及《唐苏克拉玛》一书。这虽是件憾事，但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这项研究具有填补世界医学史空白的重要意义。
　　中德学者就该书内容的研究和鉴定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以中、英、德、法等多种文字发表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比利时著名学术期刊《LE MUSEON》和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上，并被SCI载录。国内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填补了东西方医学交流史上的一个空白，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层面探讨了中西医学文化新的结合点和交叉点，也为我国民族医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