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医学
（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

    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随着奴隶主阶级所有制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所有制取代,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生产力也有了较大提高。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修建，耕作技术的改进，使农作物的收获量大大增加，收获达到了种子的十倍，甚至上百倍。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得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车轨和度量衡，统一了文字。这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了残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人民不堪忍受，终于在公元前209年爆发了由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公元前207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彻底覆灭。
    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击败项羽而称帝，开始了历史上的西汉时期。由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奖励耕织，广植农桑，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冶铁、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商业也越来越繁荣，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比较安定。到了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8年），国力更为强盛，朝廷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内地与边疆，汉朝与中亚、西亚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到了西汉后期，朝政腐败，社会危机四伏。西汉末期，王莽篡位，其统治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因而爆发了以赤眉、绿林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公元23年，王莽败灭。公元25年，刘秀正式接帝位，东汉时期开始。东汉前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造纸术的改进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宦官专权，民不聊生，随之爆发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全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之中。以后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
    战国至东汉时期，不论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农学、医学，还是文学、史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问世，标志着中国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公元前4世纪甘德的《星经》和石申夫的《天文》（后全称《甘石星经》）中载有120个恒星的黄经度数和距北极的度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星占》，是现存最早的星表实物。东汉张衡创制的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和测量地震方向的侯风地动仪，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伟大发明。西汉的《汜胜之农书》则总结了2000多年前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不朽的文学、史学传世名著，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屈原的《楚辞》、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许慎的《说文解字》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哲学思想方面，战国先秦时期与两汉时期各有其特点。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学术界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辩家、阴阳家、杂家等不同的学术派别，并在哲学思想上展开了争鸣。在自然观方面，争论的焦点是天命论和反天命论。唯心主义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能够降祸赐福，赏善罚恶。唯物主义则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没有什么上帝鬼神来主宰它，它没有思维和意志，更不能惩恶劝善。正如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谈到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明确指出了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他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
    西汉初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与之相适应的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思想得到了汉王朝的重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儒家学说逐渐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东汉时期，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思想泛滥，儒家的经典著作被作出各种宗教迷信式的解释。儒家的三纲五常理论不仅被神化，而且被提到了钦定法典的地位。然而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则对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发挥先秦以来关于“精”、“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人是由物质性的气所构成的。人的禀赋厚薄和体质强弱是决定长寿与否的关键。他还提出无鬼论和神灭论的观点，正确论述了精神与肉体的关系。
    这一时期不同派别的学术思想，对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道家和阴阳家的学说。儒家的天命观是唯心的、消极的，但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对古代医德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道家的关于生命和精、气、神及养生理论，则成为了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经战国时代的邹衍合在一起，用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当时正在形成的中医理论体系影响极大，从而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医药帛书和简牍
    后世出土的医药帛书和简牍是战国至东汉时期中国医药学发展和成就的见证。

    马王堆医药帛书
    1973年底，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医药帛书。据考证，这些帛书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但各书的编撰时间不同，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而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言，这些书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更为原始和古朴。这批书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医学文献，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某些空白，而且对研究西汉以前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具有极高的价值。

    《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该书出土时本无书名，因其目录列有52种病名，且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所以整理者据此而给该书命名。全书约15000余字，涉及病名100多个，治疗方剂280余首，药物240多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包括了外伤、动物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肠病。内科疾病有癫痫、疟疾、食病、癃病、痉病、淋病及寄生虫病等；儿科疾病包括癫痫、瘈疭等；此外还涉及了产科病、眼科病等。书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如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风病）的症状如螟虫啮穿植物内心，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反映出当时对这种疾病的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较为深刻。又如，书中关于“伤痉，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伤而颈（痉）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的记载，清楚地描述了痉病（破伤风）的两个主要症状棗角弓反张和牙关紧闭。这些记述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240余种药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药，也有兽、禽、鱼、虫等动物药，还有雄黄、水银等矿物药。书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症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相吻合。书中还记载了有关药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汉以前药物学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方剂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根据疽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提出“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据对书中283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的分析，认为该书已初具方剂学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有理论指导、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方剂虽仅明确提及丸剂，但实际上已根据疾病的情况及病人的体质，分别使用了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剂型，并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记载。
    《五十二病方》中记述的外治法内容也很丰富，涉及手术、药浴、敷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书中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以及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外科技术。
    《五十二病方》这部书充分反映了西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情况。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较全面记载了人体十一条经脉循行路线及所主疾病的著作。
    《足臂十一脉灸经》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书中以“足”表示下肢脉，共有6条；以“臂”表示上肢脉，共有5条。这十一条脉的排列原则是先足后手，循行的基本规律则是从四肢末端到胸腹或头面部。《足臂十一脉灸经》所主疾病有78种，没有对疾病进行分类。
    《阴阳十一脉灸经》分甲乙两种文体，成书时间较《足臂十一脉灸经》稍晚。该书在《足臂十一脉灸经》的基础上对11条脉的循行及主病作了较大的调整和补充，以先阴脉后阳脉的原则，来确定各脉的排列次序。即全身9条经脉仍由四肢走向躯体中心，而肩脉与足少阴脉则与之相反，由头或少腹部走向四肢末端。《阴阳十一脉灸经》共记载了所主的147种疾病，并将各脉的病候按致病原因的不同，区分为“是动病”和“所产（生）病”。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记载的治疗方法都仅有灸法。两书中记述的经脉循行路线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反映了当时还没有形成上下纵横联络成网的经络系统的概念。但是可以说，这两部著作为《黄帝内经》中的经络学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导引图》
    《导引图》是第一部古代医疗体育图谱，是一幅长约53厘米、宽约110厘米的帛画，上面绘有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以各种姿势作导引动作。这些运动姿势可大致分为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图中还记有用导引术防治的某些病候的名称。如烦（心胸烦闷、聋、膝痛、胠积（胸胁胀痛）、温病等。从而说明了导引与治病之间的关系。《导引图》还介绍了一些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这些术式可以起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作用。《导引图》生动形象地反映了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源远流长的古代导引术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脉法》和《阴阳脉死候》
    《脉法》是医家传授弟子灸法和砭法的一种民间教材，全书约400字，现仅可辨识其中的180余字，因此还不能了解该书的全貌。从目前能识别的内容来看，书中指出了脉在人体中所具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价值，并认识到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必须书而熟学之”。书中提出的“取去余而益不足”的治疗原则，是与以后《黄帝内经》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原则相一致的。书中还记述了砭法和灸法治疗疾病的内容。
    《阴阳脉死候》约有100余字，主要论述了由表知里诊断致死性疾病的方法。指出人体体表部位或器官的异常，可以提示机体内部某一部位的疾病。提出了三阳脉和三阴脉所呈现的死亡证候及其病机。其中属于三阴脉肉、骨、气、血、筋“五死”证候的内容，在以后的《灵枢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养生方》《却谷食气》
    《养生方》共有32篇，全书以医方为主，其中可辨识的有79方，大多为以滋补强壮、增强体力为主要作用的方剂。此外，还收有一些黑发方、健步方以及治疗偏枯、阴部肿胀等病证的医方。书中还有关于各种制药、用药方法及药名的记载。
    《却谷食气》是一部气功类著作，论述了一年四季选择不同的环境进行呼吸锻炼的方法，同时还论述了各种环境中的空气名称、性质及对人体的影响。

    《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
    《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均为讨论养生原则和养生方法的竹简本医书，其中涉及的内容以房中术为最多。《十问》主要是借黄帝及历代帝王与彭祖、天师、歧伯等人的对话来阐述有关养生的道理，书中分析了早衰的原因，提及了劳逸结合、节制饮食、起居有常及调和性情等养生原则，强调养生必须符合天地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合阴阳方》和《天下至道谈》二书主要讨论了房中术保健的理论和房中导引等具体方法。强调性生活要有一定的节制，如极情纵欲、粗暴急躁、强行交合，则会损害健康，影响长寿。尽管书中掺有不少糟粕，但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西汉以前关于性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秦简和汉简
    秦简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大部分是公元前252年至公元前221年间的秦律、法律问答以及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这批秦简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法医学的内容，涉及对损伤的司法检验鉴定及对他杀、自缢和穴盗等案例的现场勘验等方面。秦简中还记载了麻风病与法律的关系，不仅提出了麻风病的检验方法，还规定了麻风病人应送往疠迁所进行隔离。并对麻风病的具体症状作了具体描述。这批秦简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与医学，特别是法医学，具有重大价值。

    汉简
    1972年，在甘肃武威县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早期墓葬中有木质简牍92枚，其中的内容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其中的治百病方记载了治疗内科、外科、妇科、五官各科疾病的30多个医方，书中有对于症状的大量描述，在治疗上则根据辨证论治原则给予不同处方。如用由附子、蜀椒等温热散寒药组成的治伤寒逐风汤治疗外感伤寒病，用由肉苁蓉、杜仲、续断、牛膝等补肾药组成的方剂治疗七伤所致的虚劳内伤病等。这批汉简中的医方全是复方，反映了当时药物配伍的普遍应用。其中所载药物近百种，包括植物药63种、动物药11种、矿物药16种以及醇酒、牡麴等药物11种；涉及的药物剂型有汤、丸、膏、散、醴、滴、栓等种类；并提及旦饮、暮吞、先餔饭、宿毋食等服药方法。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脉书》和《引书》两部医书。其中《脉书》的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种帛书相似，并补足了帛书的缺字。《脉书》中有关疾病的记载是按从头到足的顺序排列的，其中不少的病名可以在《五十二病方》中找到。而关于十一脉及其死候的内容，则可以在《灵枢·经脉》篇中找到相应的段落。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古文献之间的关系。
    《引书》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关系。与《导引图》用图谱的形式描绘导引术中的各种动作所不同的是，《引书》是用文字来详细说明导引术的各个单个动作，以及治疗疾病的导引方法。此外，《引书》还分析了人体得病的原因，指出：“人之所以得病者，必于暑湿风寒雨露，腠理启阖，食饮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应，故得病焉。”

    医学理论的形成
    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医学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日益丰富，一些重要的医学典籍相继问世。其中《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则表明了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并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经典著作。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历代医家、学者的意见分歧很大，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已持续数百年，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结论。《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刘歆的《七略》中，但该书已失传。现存文献的最早记载，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虽然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但并没有提到该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通过对书名、书中天文记时、名词术语的研究，现在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内经》并非出于一时一人的手笔，其中既有战国时期的篇章，也有秦汉时代的作品，还有后世隋唐和宋代医家整理校注所补充的内容。由此可以认为，《黄帝内经》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后又经过秦汉医家的整理、补充、修改，逐步充实丰富其内容而形成的。
    现在流传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素问》流传到唐代时已残缺不全。唐朝太仆王冰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增补了第七卷中的“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到了宋代，医官高保衡、林亿等对王冰补注整理的《素问》加以校正后刊行，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此版本流传至今。《灵枢》之名最早见于王冰所作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中，在此之前，《灵枢》被称为《九卷》、《针经》，隋唐时期，还有《九灵》、《九墟》等名称。《灵枢》在较长时期内曾失传，直到北宋元祐年间，从高丽传回《黄帝针经》一部之后，中国才重新有了一部内容较完整的《针经》。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史崧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加以校正出版，称为《灵枢》，从而成为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

    《黄帝内经》的基本观点
    整体观念
    《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依照《内经》的观点，人体结构的各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脏、腑、皮、肉、筋、骨、脉等形体组织，以及口、鼻、舌、目、前后阴等五官九窍，通过经络都可以互相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生理情况下，人体各脏腑、组织和器官是互相联系的，共同完成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而在机体发生病变的时候，则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又会互相影响。因此，中医在诊断疾病时，能够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表现来了解体内的脏腑病变。
    《内经》还体现了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指出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另一方面，情志对机体也有调节作用。“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因此，《内经》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来消除病理变化，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同样，《内经》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由此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著名论断。并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总结了机体活动与外环境统一的关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有天暑出汗、少尿；天寒少汗、多尿的生理表现，而当机体活动不能与外界变化相适应时，就会产生疾病。同时认为四季气候不同，疾病发生和流行的情况也各异，并对四季多发病、常见病作了具体描述。
    《内经》还对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习惯、体质状况、疾病流行情况以及对寿命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论述。因为医家除研究医道之外，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样才能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阴阳平衡
    《内经》中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阴阳对统一。书中明确指出人体的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始终处在平衡状态，这就是《素问·生气通天论》所指出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并且，《内经》特别强调“动中求平”和“动中求秘”，说明阴阳平衡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和动态的。一旦这种阴阳的动态平衡被破坏，出现阴阳的偏胜偏衰，人体就会出现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到阴阳关系的破裂，出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情况，病情就会恶化，甚至出现死亡。因此，《内经》将人体阴阳平衡的失调，看成是疾病发生的最基本原因，而治疗疾病的最基本法则就是调整阴阳。

    邪正斗争
    《内经》认为，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其中，邪气虽然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有着密切关系。不论什么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着千变万化的临床表现，但总可以归结为邪正斗争的形式。《内经》对邪正斗争的结果作了两种总结，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邪正斗争的胜负，对疾病的发生和转归有着决定的作用。

    强调预防
    《内经》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认为凡是医术高明的医生都应该做到防病于未然，即所谓“上工治未病”。《内经》的许多篇章中都阐述了防病、养生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如：“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又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这种“治未病”的预防思想，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实践。

    《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
    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使之成为中医学分析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和重要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是用来说明事物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内经》将其推而广之，将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脏腑、气血、动静、功能与物质、兴奋与抑制等，都分为阴阳。明确指出人体的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是相对平衡的。一旦人体的阴阳关系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人体就会发生疾病。疾病的病理变化有“阴盛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等阴阳偏盛的情况，也有“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的阴阳偏衰的表现。治病就是调整阴阳，使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五行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内经》运用五行学说，将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事物和现象，包括人体的各种脏腑组织器官、生理、病理变化及精神状态，全都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作用来推演和归类事物的五行属性，说明和解释事物的发展及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如五行与五脏、五腑、五体、五窍、五华、五志、五声等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相配，五行与自然界中的方向、气候变化及某些生物的特性等相配等。五行学说对事物属性的归类也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以五行的相生相克，来探索和阐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还以五行的相乘相侮，来讨论事物在失调和不平衡状态下的相互影响，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并以此指导临床实践。
    《内经》把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二者各有特点，但却是彼此印证，互为互用的。

    藏象经络学说
    藏象经络学说主要研究的是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脏脏经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中，藏象学说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
    藏象学说的形成，是建立在古人的解剖学知识和治疗疾病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灵枢·经水》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这是“解剖”一词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从而也表明，当时人们确实是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结构的。在此基础上，《内经》按照脏腑的生理功能特点，分为脏、腑、奇恒之腑三类，认为这是维持人体生命的重要器官。并分别就各脏腑的生理功能作了详细的描述。如心主血脉和神明，肺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肝主疏汇和藏血，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小肠主受盛和化物等。尤其是关于心与血脉关系的论述，如“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心脏是主宰血液运行的中心，血流运行“如环无端”地周行不止。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循环系统最早的正确认识。
    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通道。《内经》非常强调经络学说的作用和地位，认为从医者必须通晓经络。经络主要包括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另外还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孙络、浮络等。《内经》对十二经脉和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疾病，都作了明确的记载。由于经脉不仅在生理上是运行气、沟通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毛筋骨的通道，同时在病理上也是传导病邪的途径。因此，经络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经络学说在治疗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尤其是在针灸、按摩和药物治疗方面，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比如，根据经络的循行路线，《内经》以调整经络气血为目的，提出一系列针灸治疗的配穴规律：“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等。《内经》的经络学说，不仅直接指导着临床实践，而且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病因病机学说
    《内经》在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和形神统一观念的基础上，把外在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作为两个重要的致病原因。并将这些致病原因分为阴阳两大类。正如《素问·调经论》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居，阴阳喜怒。”同时认为，由于脏腑各有其特点，不同的情志变化对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如太过欣喜，会使心气涣散；大怒则会伤肝；悲忧太过能伤肺；思虑过度容易伤脾；过度恐惧则会使肾气不固，精气下陷。并且强调，在疾病过程中，情志是改变疾病传变规律或促使病情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病机是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内经》认为，各种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主要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和外界致病因素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看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人体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入，或侵入人体但不能使人致病；而当人体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抗邪气时，邪气就会乘虚而入，使人发病。《内经》具体论述了影响正气强弱的各种因素，如体质，年龄、地理环境和精神状态等。同时还指出，尽管疾病种类繁多，临床表现和病变机理错综复杂，但总离不开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经络脏腑功能紊乱等一般规律。其中，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是其中的基本纲领。此外，书中还就疾病传变的途径、规律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病理变化进行了讨论。

    诊法治则学说
    《内经》的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四诊，这也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基础。
    对于望诊，《内经》尤其强调对神、色、形和舌象的观察。《灵枢·大惑论》指出：“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表明神的盛衰是判断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色泽的诊察，则是以面色为主，这也是辨别五脏气血盛衰，判断预后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内经》还描述了14种舌体的异常变化及其与疾病的关系。
    闻诊包括闻声音和嗅气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首次提出五声、五音应五脏的理论。根据各脏腑的不同特点，《内经》分析了病变脏腑的声音变化，讨论了产生异常气味与病变性质的关系。
    《内经》十分重视问诊，认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素问·征四失论》）要求治疗前“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素问·三部九候论》），注意病史采集和掌握现有病证的临证表现，同时还应当了解病人的饮食、居住环境、情志状况、社会地位变化等情况。
    《内经》将切诊分为切脉和切肤两部分。气血通过血脉而环流于周身，因此从脉象的变化中可以判断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等情况。切脉分为三部九候法和人迎寸口诊脉法、诊胃气等方法。《内经》主要对三部九候法作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四十多种脉象。此外，《内经》还讨论了脉象与五脏、脉象与季节的关系等内容。
    《内经》中的四诊，既各是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又是在临床应用时相互配合的，这种被称之为“四诊合参”的方法，至今在临床诊断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经》中还有关于治则的丰富记载。涉及的主要治则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的三因制宜原则；治病求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标本论治原则；扶助正气、祛除邪气的扶正祛邪原则；恢复阴阳平衡以达阴平阳秘的调整阴阳原则；等等。这些治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在辨证立法和治疗上的灵活性，迄今在临床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运六气学说
    五运六所学说简称运气学说，它是研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自然界气候的对人体生理、病理影响的变化规律的学说。运气学说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人与生物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相应反应为基础，把自然变化的现象和生物的生命现象统一起来，把气候变化和人体发病规律统一起来，并从宇宙间的节律来探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希望以此为根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防病治病。这充分反映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五运六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运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配合的甲子作为演绎工具，从而推测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疾病流行的情况。《内经》的运气学说认为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有周期性的规律，人体的病理变化也相应地具有明显的规律，在运气太过或不及的年份这种变化就更为明显。由于气候变化非常复杂，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运气学说的内容除了医学外，还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历法以及生物学等各方面知识。运气学说这一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学说，至今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日益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黄帝内经》的价值和影响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它的问世，标志着祖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方药、养生预防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同时，所讲述的内容还包括对习医、行医的医德要求、心理学、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等。这些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它不仅深受历代医学的重视，而且至今仍为从事中医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历史上一些著名医家的有影响的学术主张，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作为医学教科书。《内经》的部分内容曾相继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我国医学的发展史，充分显示了《内经》的价值及生命力，不仅中医学的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或流派的崛起都可以从《内经》找到其渊源，而且当代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其博大精深的论述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新的发现。此外，《黄帝内经》中至今仍有许多未被完全开发出的内容等待着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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