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资源是指用于卫生服务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分别地或综合地为当代人民的健康提供支持和选择，但并不是所有现实的卫生资源都被人们所认识和充分利用。
　　二、卫生资源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分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大类。世界卫生组织从1976年起把传统医学事业列入工作计划，嗣后在正式出版的《传统医学和保健工作》一书中，认为“传统医学这个词的含义相当模糊。它泛指在正规现代科学医学即对抗疗法应用于保健之前业已存在的古老的并与一定文化有关的医疗手段。民族医学、非正式医学等等都是常用传统医学的同义词。”“民族医学就是同地方文化发展产生的、而不是从现代医学概念结构产生的疾病相联系的那些信仰和医疗实践。”
　　但是，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丰厚、医学典籍浩如烟海、医学理论古今一贯的文明古国来说，传统医学概念十分明确，毫无歧义。民族医学也不仅是信仰和实践，其很大部分均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它们不是散在的珠玉，而是早已被历代医圣编织起来的金缕玉衣。明确地说，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民族医学和民间医学。
　　三、中医学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从公元前5～2世纪《黄帝内经》成书算起，已有25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医学，至今仍然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当然代表，具有无可争议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地位。在近代西方文化特别是西医传入中国以后，中西医学的冲突、互补和竞争连绵不断。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民国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一直想取缔和封杀中医，而代之以统一的西医，这实际上是18世纪以来工业社会普遍奉行的消灭传统医学的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由于传统医学根深蒂固，人民群众十分信赖，加之中国国内内战频仍和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政府当局无暇顾及中西医学之争，消灭中医的目的终究未能实现，但中医受到的伤害已十分严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采取了保护和发展中医的政策，以至今天形成“中西医并重”的局面，从而也为整个民族医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保证，这是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特有的文化现象。
　　四、民族医学虽然可以作为传统医学的同义词，但在中国，民族一词是特定的“少数民族”的简称。民族医学就是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
　　民间医学则是指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医疗经验、养生习俗和防治疾病一技之长。它可能是中医、民族医的初始状态，却又难以为某种医学体系所覆盖。
　　五、中国民族医学并不是一个新的统一的医学体系，而是多元的、由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产生活条件决定的各少数民族医学的总称。中国有56个民族，73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除了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20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有30个。目前整理出传统医学资料的有35个。在临床上显示活力、药物上得到开发的有10多个（见附表）。中国民族医学作为现实的卫生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国现有民族医院165所，共计床位6485张。其中藏医医院57所，蒙医医院43所，维吾尔医医院37所，傣医医院1所，瑶医医院2所，哈萨克医医院1所，壮医医院1所，其它民族医医院17所。2003年在北京成立了综合性的北京民族医院，全国各地还有一批民族医的门诊部和科室。西藏、新疆、内蒙、青海、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吉林、辽宁等省区都建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了社会调查、文献整理、临床观察和药物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藏医、蒙医、维吾尔医都建立了高等教育，相继成立了西藏藏医学院、青海藏医学院、内蒙古蒙医学院和新疆维吾尔医专科学校，并在甘肃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内设立了藏医专业，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专业，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也于2002年设立了藏医系。民族医学的高等教育和一批中等专业学校，为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医药人员。与此同时，民族医中的名医用“师带徒”的传统方法培养学生，使“名师出高徒”成为适应中医、民族医成才规律的教育制度。
　　（二）全国现有民族医药专业人员约13,000人，其中属于国家编制的7305人（内卫生技术人员6999人，其它技术人员306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散在民间。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壮、苗、瑶、彝、侗、土家族医生，基本上是一支民间医生队伍。
　　（三）中国有丰富的民族药资源。在12807种药物资源中，75％属于民族医药（以《本草纲目》1892种加《本草纲目拾遗》900余种及地方用药计3200种属于中药计算）。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民族药现代生产企业，尤其是一批民营企业涉足民族药生产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药的成药生产。截至2002年底，民族药成药的国家标准共906个，涉及9个省区的156个生产企业，其中，藏药322个，蒙药216个，苗药154个，维吾尔药98个，彝药81个，傣药34个，景颇药1个，另外还有蒙药材57种。从目前情况来看，藏药、苗药的开发较好，壮药、瑶药、傣药的科研开发相当滞后。另外一些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医药尚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四）民族医药的临床优势，人们往往以神秘的、猎奇的眼光去探测它，把它当作久病不愈之后的远山神灵。其实，民族医学更是一种极其平凡的知识积累和实践总结。在处理一般常见病的基础上，可能对某些疑难病症有突出的疗效。例如藏医治疗脑血管病、中风后遗症、癫痫、肝胆疾患、胃病、关节炎；蒙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甲状腺机能亢进、骨伤、银屑病；维吾尔医治疗心血管病、哮喘、白癜风；瑶医治疗恶性肿瘤、红斑狼疮；朝医治疗前列腺炎，均有较好的信誉。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如感冒、肠胃病、妇科病、骨折、关节病、蛇咬伤等，民间民族医药有不少随手拈来的灵验的单方、草药、土法和手法，使偏僻农村小病不出门，小伤不出村，甚至对某些疑难病也有出人意外的绝招，使“单方一味，气死名医”。所谓“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说明人民群众点滴的经验，偶然的发现，长年的积累，世代的传承，反复的验证，都值得我们珍惜。这和实验室里的成果是不一样的。当然，总体而言，民族医药生存条件较差，在治疗急重危症方面明显衰退，创新意识不强，其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是科研跟不上造成的。同时，许多民族地区都是长寿之乡，像维吾尔族、藏族、瑶族都是长寿老人较多的民族。除了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生活宁静以外，还有许多修性养身之道值得总结。藏医最近出版了《雪域养生宝典》就是比较典型的经验。
　　六、中国民族医学和中医学一样，同样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份卫生资源，首先要提高对民族医药的认识，鼓励中医和西医特别是在卫生部门工作的管理干部学习一点民族医药知识。任何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都有自己的医学创造和医学积累，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医学知识和经验。继承发展民族医药，是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医药文化的认知和尊重，是对这一份千百年积累起来而又现实地放在面前的医药资源的合理利用。这是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形成的医学文化多元性和医学品种多样性，是当代中国医学科学繁荣的标志。人体生命科学向纵深发展，它会隐隐地发现这些前人探索的轨迹充满着中医和民族医的脚印，并从中得到无穷的启示。
　　七、但是，民族医学又是有局限性的。这是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它显然保留着农耕社会或游牧生活当初那种原始的、粗放的、甚至医巫不分的胎记，囿于地域，观念陈旧，技术落后，发展迟缓。特别是各种民族医药由于历史命运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必须全面了解，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继承要实事求是，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轻易放弃，不生拉硬凑，以抢救为先，保存为先，然后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取其真谛，弃其糟粕。对整个民族医药而言，它不都是现成的金子，但肯定是富饶的矿山。有的民族医药由于文化底蕴深厚，有文字，有医学典籍和理论体系，如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彝医、朝医，就比较容易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有的民族没有文字，但医药资源丰富，近几十年来进行了大量的发掘整理工作，用汉文编纂出版了全面的医学著作，梳理出固有的理论并使之系统化，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建树，如壮医、瑶医、土家族医、苗医、侗医就是，还有一部分民族医药正在整理当中。也有一些民族人数较少，没有文字，在历史上生存条件很差，或迁徙过多，其医药知识随聚随失，只有一些零星的、粗浅的医学经验，对此我们也十分珍惜，但不足以形成某个医学体系，这就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科学态度。
　　八、目前比较担忧的是在国际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大潮中，一些人容易主观地、轻率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从五四运动开始，在近一个世纪里，由于中国贫困落后，长期积弱，人们求富心切，求胜心切，急功近利，对民族传统文化往往采取无知的、未经深思熟虑的过激态度。还有的人不深入下层，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和医疗状况，自以为是，对民族医药采取轻视或否定的态度。因此，尽管过去从总体上民族民间医药有“中医政策”给予一般性的支持，但长期以来对整个民族医药的继承发展缺乏全面规划，缺乏财力支持，缺乏工作力度。对农村牧区基层民族医药人员包括一技之长者的保护、利用、培训非常不够，传统医药资源丢失严重，一些现代管理措施往往脱离国情，不考虑民族医药文化的客观存在和必要保护。在“考试”和整顿中，往往把一些土生土长的民族医生基本上淘汰、“规范”干净，致使一些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民族医已很少有人行医。老一辈民族医相继谢世，其医疗特长随之消亡，药物开发也从此失去依据。因此，有必要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保存民族医药文化土壤，像抢救民间文艺那样抢救民族医药文化，甚至建立若干“民族民间医药文化保护区”，尽一切可能把根留住。在民族自治地区，在贯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同时，给乡村的民族民间医生留有一定的余地，凡过去有过行医资格而未发现重大医疗事故者可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行医。对年满55岁或行医25年以上的民族民间医生，原则上不加限制，并允许其带徒，以便为今后这一地区民族医药的深入研究保存土壤和种子，提供继承发展的基础。这个做法，我把它称作“网开一面”的政策。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五四”时代的学术解放和学术辉煌做出了贡献。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保留、兼容民族医药的度量。但可惜至今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总以为现代化以后，这些“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已没有保留的价值。但是，“在过去30年里，美国公众对补充替代医学（CAM）体系、方法及其产品的兴趣和使用稳步上升”，美国的替代医学体系，主要包括：
　　替代医疗体系：印度吠陀医学、脊椎按摩疗法、顺势医学、美国土著医学（如发汗小屋、药轮）、物理疗法（自然疗法）、传统中医药（如针灸、中药）。
　　心身医学：冥想法（宗教坐禅）、催眠术、引导意象法、跳舞疗法、艺术疗法、祈祷和心理治疗。
　　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疗法：草药疗法、特殊饮食（如以特殊饮食延年益寿术、极低脂肪或碳水化合
物饮食）、正分子医学疗法（如大分子维生素疗法）、个体生物疗法（如鲨鱼软骨、蜂花粉）。
　　治疗性按摩、躯体疗法：按摩。
　　躯体运动疗法：Feldenkrais疗法、亚历山大疗法。
　　能量疗法：气功、Reiki、治疗性接触。
　　生物电磁疗法：磁疗。
　　看来，美国的CAM真是五花八门。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方法及产品如在中国推行，非称之为“非法行医”不可，但美国却倡而导之，这些替代医学是在被历史抛弃以后又从中国、印度等地拣回来在美国倡而导之的。对此，中国人将作何感想！在谈到对中国民族医药“网开一面”时，我特意引用上述2002年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总结报告《补充替代医学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及前景》一文中的若干资料，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令一味西化者一醒耳目。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但政策实践中缺乏法律保证，对中医、民族医的态度，往往随管理者的认识和感情而异，于是使中医、民族医的处境相当地不如人意，这一点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