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对肛肠专科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国外学者在讨论肛肠学科发展史时，都引用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公认在古代、中世纪及现代中国对肛肠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时期，我国医学家就提出了“痔”、“瘘”的病名，后为世界医学所采用，沿用至今。痔、瘘病名的提出，首见于《山海经》。《山海经》南山经有:“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同书中山经有:“仓文赤尾，食者不痈，可以为瘘。”

     《庄子·列御寇》有:“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韩非子》有:“内无痤疽瘅痔之害。”《淮南子》有:“鸡头已瘘。”从这些记载可见战国时，对一些常见肛门直肠病以有相当认识。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估计抄成不晚于秦汉)载有“牡痔”、“牝痔”、“脉痔”、“朐痒”(肛门痒)、“血痔”、“巢者”(肛门痿管)、“人州出”(脱肛)等多种肛肠病及其治法。如治“牡痔”絮以小绳，剖以刀”的结扎切除法。治痔瘘“巢塞直者，杀狗，取其脬，以穿答龠，入直(直肠)中，炊(吹)之，引出，徐以刀去其巢”的牵引切除法。治“牡痔”之有数巧，蛟白徒道出者方:先道(导)以滑下铤(探针)令血出......坐以熏下窍”的肛门探察术及熏治法。治“牡痔......与地胆虫相半，和，以博之。燔小隋(椭)石，淬醯中，以熨”的敷布法和热熨法，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的肛肠病手术疗法、保守疗法。

     《内经》对肛肠解剖、生理、病理等有详细论述。如《灵枢肠胃篇》记述了回肠(结肠)广肠(直肠)的长度、大小、行走。《素问五脏别论》有:“魄门(肛门)亦以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对大肠肛门的主要功能以有正确认识。《素问·生气通天论》有:经脉横解，肠癖为痔。”首先提出痔是血管弛缓、血液淤滞癖积的见解。《灵枢·水脏篇》有: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博，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瘜肉乃生。最早提出肠道息肉的病名。《灵枢·刺节真邪篇》有:“寒与热想博，久留而内著......有所结，气归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以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最早描述了肠道肿瘤。《内经》还对便血、泄泻、肠澼、肠覃等肛肠疾病作了论述。《五十二病方》以有“蛟白”之名。《灵枢·撅病篇》又说:"肠中有虫瘕及蛟蛔。”蛟音回，与蚘、回音义同。《说问解字》曰:“腹中长虫也。”这是对肠道寄生虫的最早描述。

     《神农本草经》首载了脱肛病名。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首创了肛门栓剂和灌肠术。他发明的蜜煎导方，以食蜜炼后捻作梃，令头锐，大如指，长而寸许，冷后变硬，内谷道(肛门)中，就是治疗便秘良好的肛门栓剂。他又用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灌谷道中以通便，发明了灌肠术。由晋·葛洪(261—341)《肘后备急方》“治大便不通，土瓜根捣汁。筒吹如肛门中，取通”的记载来看，当时以有了灌肠器—“筒”。《伤寒杂病论》中还对下利、便脓血、便血便秘、便痈、回厥、痔等大肠肛门病，确立了辨证施治，立方用药的原则。

     晋·皇甫谧(215—281)《针灸甲乙经》记述了针灸治疗脱肛、痔、下痢等肛肠的方法。首载了“凡痔与阴相通者，死。”这是对肛肠病合并阴道、尿道病的最早论述。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610)详列痢候四十种，对肠道病进行了较全面记述，对一些病认识比较深入。如脱肛后有:“脱肛者，肛门脱出也。多因旧痢后大肠虚冷所为。”谷道生疮候有:“谷道，肛门大肠之候也。大肠虚热，其气热结肛门，故令生疮。”谷道痒候有:“谷道痒者，由胃弱肠虚则蛲虫下浸谷道，重者食于肛门，轻者淡痒也。蛲虫壮极细微，形如今之蜗虫状也。”这些描述都很具体确切。痔病诸侯中，指出了五痔是牡痔、牝痔、脉痔、肠痔、血痔。另文提出了气痔、酒痔，认为“痔久不瘥，变为瘘也。”“浓瘘候，是诸疮久不瘥成瘘。”后世“痔瘘”病名，即始于此。在防治肛肠病方面，最早记载了导引之术“一足踏地，一足屈膝，两手抱犊鼻下，急挽向身极势，左右换易四七，去痔五劳三里气不下。”

     唐·孙思邈(580—682)、《千金药方》、《千金翼方》首载了用鲤鱼肠、刺猬皮等治痔的脏器疗法。以鼻、面舌、口唇出现的栗疮、斑点诊断肠道疾病及寄生虫的经验。王焘《外台秘要》引许仁则论痔:“此病有内痔，有外痔，内但便时即有血，外无异。”已科学的地将痔分为内外两种论治。该书引《古今录验》疗关格大小便不通方:“以水三升，煮盐三合使沸，适寒温，以竹筒灌下部，立通也。”首创了利用竹筒作为灌肠器的盐水灌肠术。

     宋、元、明三代，我国肛肠专业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宋《太平圣惠方》(982—992)创造了将砒容于黄蜡中，捻为条子，纳痔瘘疮窍中的枯痔钉疗法，并发展了痔的结扎术，载有:“用蜘蛛丝，缠系痔鼠乳头，不觉自落”的治疗方法。南宋《魏氏家藏方》(1220)进一步详载了使用枯痔散的具体方法和过程。从明《普济方》(1406)记载的宋朝痔科专家临安曹五为宋高宗用取痔千金方治愈痔疾，而官至观察使的故事来看，宋代已出现治痔瘘的专家和专科。在诊断和分类方面，宋代也有较前深入的认识，如《太平圣惠方》将痔与痔瘘分列两张论述，指出“夫痔瘘者，由诸痔毒气，结聚肛边，有疮或作鼠乳，或生结核穿穴之后，疮口不合，时有浓血，肠头肿痛，今久不差，故名痔瘘也。”对肛门瘘管的形成及主症已论述较详。南宋《疮疡经验全书》(1281)在五痔基础上进一步将痔分为二十五种，，虽似过于复繁，但反映了作者对肛门病研究的细致和深入。如提出的“子母痔”等，正确反映了痔核之间的关系，为后世所沿用。

     明·许春甫《古今医统大全》(1556)引《永类馸钤方》肛瘘挂线术，为肛瘘的治疗开创了新路。他说:“予患此疾17年，边览群书，悉遵古治，治疗无功，几中砒毒，寝食忧惧。后遇江右李春山，只用芫根煮线，挂破大肠，七十余日，方获全功。病间熟思，天启斯理。后用治数人，不拘数疮，上用草探一孔，引线系肠外，坠铅锤悬，取速效。药线日下，肠肌随长，僻处既补，水逐线流，未穿疮孔，鹅管内消。”高位复杂性肛瘘手术后可引起肛门失禁等后一遗症问题，现代医学至今尚无满意疗法解决。而挂线之法却无此弊，这一疗法充分反映了我国医家的聪明才智。

     明·陈实功《外科正宗》(1617)较全面总结了前代的外科成就，对肛肠病以痔疮、脏毒立篇论述，提出了一套内外兼治，辨证施治的教完整方法，其方药至今认为临床习用，对后世影响较大。书中发展了枯痔疗法、挂线疗法、提出了许多新的内服外用方药，还专对结核性肛瘘、肛门病兼杨梅下疳、砒中毒的防治等作了记述。如说:“又有虚劳久嗽，痰火结肿肛内如栗者，破必成瘘，沥尽气血必亡。”这是对全身结核病并发瘘的具体描述。

     明·薛已《薛氏医案》(15280)提出肛门病的发生与局部气血运行不足有关。他说:“臀，膀胱经部分也，居小腹之后，此阴中之阴。其道远，其位僻，，虽太阳多血，气运难及，血亦罕到，中年后忧虑此患(指脏毒、痔、瘘)。”这种见解与现代学者依据动物无痔病和通过解剖学观察，认为痔是人类直立后，局部进化未跟上，易产生静脉回留受阻，血流运行阻滞，而致生痔的观点似有相同之处。

     清代在学术方面虽乏创新，但在整理文献，深入观察方面仍作了不少工作。其中以祁坤的《外科大成》(1665)较有贡献，如说:“锁肛痔，肛门内外如竹节锁紧，形如海蛰，里急后重，便粪细而带扁，时时流臭水，此无治法。”可以认为是对肛门直肠癌的生动描述。又有:“钩肠痔，肛门内外有痔。折腾破烂，便如羊粪，粪后出血秽臭大痛。”可以认为是对肛门裂的具体描述。清《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书》(1723)系统整理了历代文献，其所集治痔方法就有内治、外治、枯痔、结扎、熏洗、熨贴、针灸、引导等十余种(如图)。所载内服方就有242首，单验方317首，计559首。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值得提出的是高文晋的《外科图说》(1834)，绘有我国自己创造设计的多种手术器械，其中肛门科器械有弯刀、钩刀、柳叶刀、尖头剪、小烙铁、探肛筒、过肛针等，这些器械设计独特，精巧实用，至今仍被沿用。

     赵濂的《医门补要》(1883)对肛瘘挂线、异物入肛、先天性无肛门症的手术方法有进一步的改良和发展，反映出我国肛肠外科在清代有新的进展。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和中世纪对肛肠学科的发展有独特贡献，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唐宋时期，这些方法就传到了东南亚国家及波司等国，痔、瘘等我国提出的病名，被世界医学所采用。枯痔疗法、肛瘘挂线疗法等我国独创的治疗方法，解决了肛肠疾病治疗中的一些难题。对世界肛肠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见下表)。今天，只要我们很好地继承这些宝贵遗产，并通过我们的实践加以提高，就完全有可能对世界肛肠学科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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